刘茂华的杂文杂谈

中国传媒业以何为大

    正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媒体峰会无疑可以这么形容：“一次集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台和互联网等新媒体于一体的全球媒体高端论坛，是迄今为止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全球媒体盛会。”美国联合通讯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柯里极力称赞中国和中国传媒业：当前世界媒体行业正经历着许多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全球仍处在经济危机之中，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召开正当其时。中国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和成熟，由中国来承办一次新的媒体大会毫不令人惊诧。
    峰会共同主席、美国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亚太区总裁兼董事总经理马可宝9日在世界媒体峰会上致辞时表示，对于传媒业来讲，中国是个巨大且日益壮大的市场。“毫无疑问，中国通过创意，聪明才智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不仅可以与其全球媒体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更会成为这个有影响力产业的领导者。”
    除了在整体上对于中国的传媒业极尽赞美之词外，英国路透社总编辑史进德针对中国个别传媒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溢美：“我认为作为承办方，新华社正在努力将众多媒体人聚集在一起。我确定在北京召开的媒体峰会将为媒体人提供一次分享理念的机会，能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也会激发出许多新的观点。”　
    不过，我更看重韩国《中央日报》的有关报道，这样的报道显得较为理性和成熟，报道说，新华社邀请了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家媒体参加世界媒体峰会，峰会可谓名副其实的“全世界媒体奥林匹克”。报道说，媒体的整合已成大势所趋，此次峰会不仅包括传统媒体，还包括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可以看出中国迎合媒体融合趋势这一时代潮流的努力。
    当然，这些媒体的巨头都有着自己的头脑，他们的赞美之词一方面发自内心，一方面也是对于中国传媒业乃至全球传媒业的憧憬。
    倘若我们躺在这些赞美语言之上睡大觉，那则大错特错了！中国传媒业的崛起和未来发展前景虽然令国人和全球瞩目，但中国传媒业以何为大？何以为大？这恐怕还是多一些冷静的情绪和心绪为佳。媒体从业者对于中国的传媒业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大多数从业者从来都没有盲目的自信和乐观，相反有许多的忧虑，对于过去的发展也常有许多不满。
    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就是最好的明证。虽然中国所有的媒体在同一时间发出同一个声音对抗西方的歪曲报道，但发出来的声音在西方强大的舆论攻势前面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幸好有了民间的声音和海外华人舆论，中国的形象还不至于被完全抹黑。我们不禁连连发问：强大的中国传媒业为什么在世界媒体前面显得那么无力？2009年7月，《联合早报》有文章说：“从传播方式上看，打造媒体强国应该以让世界听得懂、并能接受的报道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官味十足、自说自话甚至“掩耳盗铃式”的传播。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管理者的角色就显得尤为关键。显然，当前中国的媒体在引导世界舆论能力方面与其日益崛起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并不相称。尽管近年来全球媒体的目光逐渐转向中国，但中国媒体在与西方媒体竞争中尚处弱势地位。”回首过去，这样的话语虽然让人坐卧不安，但也确实说道中国传媒业的痛处：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业由官方主导，在新闻报道制作上重官轻民，虽有突破，但进步并不大。这样的现实不利于媒体塑造公信力，即使是这次峰会，新华社广邀美联社、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等世界传媒巨擘坐在一起论道，也仍被国外媒体解读为“政府公关行为”。可想而知，中国要打造自己的强势媒体，一方面要重视官方媒体，另一方面还需要培育民间媒体与舆论的力量，需要全社会多层次的独立语言和价值呈现。在全球信息共享的信息化时代，民间声音早已随互联网跨越国境，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 刘茂华 Sun, 11 Oct 2009 19:28:52 +08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坐冷板凳精神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坐冷板凳精神

   2009年10月5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宣布获奖者名单，布莱克本稍后在她所处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她说：“得诺贝尔奖是件不错的事情，它能使世界更关注科学，但也仅仅是科学更容易被人识别的外部象征而已，并不能真正代表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布莱克本对新华社记者说。她说，作为科学家，她能够长年埋头于研究，正是因为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科学是如此美妙，知识上的激励，同行间的互动，这才是科学的魅力所在”。获奖者之一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现年60岁，把成功归因于追随直觉。谈及自己二十世纪70年末为何着手研究染色体末端的端粒以及生成端粒所需的端粒酶，她解释道：“我只是跟着自己的鼻子走。”直觉，非功利，与商业无关。布莱克本承认，她研究的课题属于基础研究，耗时长、费用大，“若写入一份商业计划，会相当难看。”布莱克本任职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她主持的实验室起用不少年轻科学家，从事的研究大多涉及基础课题，未必马上会有商业应用前景。
    我们都知道，基础学科研究是吃力且不讨好的活儿，没有一点中国老话所说的坐冷板凳的精神还真的弄不好。今年的诺贝尔奖有点特殊，物理奖项颁给了应用学课领域。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应用学科的研究就充满了鲜花和掌声。
    华裔科学家高锟教授获知获颁诺贝尔奖后称，“我对于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深感荣幸。诺贝尔奖鲜有表彰应用科学的成就，故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获奖，感到非常惊喜。”高锟的喜悦更来自于他多年的辛勤耕耘。1966年，高锟提出了用玻璃代替铜线的大胆设想：利用玻璃清澈、透明的性质，使用光来传送信号。对这个设想，许多人都认为匪夷所思，甚至认为高锟是疯子，神经有问题。但高锟成功论证了光导纤维的可行性。不过，他为寻找那种“没有杂质的玻璃”也费尽周折。诺奖需要经过时间检验。高锟在1966年，发表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传送光波，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经过实践、应用与社会贡献的多重验证，这项成果才摘得诺奖桂冠。
    可以看出，即使是应用学科，坐冷板凳的精神同样不可或缺。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美国人雷蒙德·戴维斯，他由于在“探测宇宙中微子”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于2002年获奖，当年他88岁。戴维斯已于2006年去世。戴维斯是中微子天体物理学先驱。他利用精巧的实验设计和超凡的耐心，第一个探测到了太阳中微子的存在，从而，为太阳内部的核聚变理论提供了最为直接和坚实的支持——但这些，仍然距离大众过于遥远。类似于雷蒙德·戴维斯这样的尖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可想而知，那可更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否则，这位大科学家不会等到88岁高龄才等到诺贝尔奖光临自己的头顶！
    据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布莱克本的研究项目已获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也就是说，她的研究不愁没有经费。但这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有意把自己所获部分诺贝尔奖奖金投入实验室，充当“种子钱”，资助一些因为课题显得过“小”而难以申请联邦政府资助的新项目。
    科研经费的缺乏是世界性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于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因为基础性研究不能创造效果明显的商业价值。看样子，作为一名顶尖级的科学家不仅仅需要顶尖级的科学头脑，还需要顶尖级的坐冷板凳的精神。
    对于中国而言，获得诺贝尔奖是心口的疼痛，也是几代人的梦想。然而，国人最为欠缺的就是坐冷板凳的精神。单单就科研资金投入来说说吧，虽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经费能否用到实处，科研收益率如何都是另外要考虑的问题。据权威资料显示，美、日在保证科研经费落到实处方面有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然而，在中国，有的项目投入的资金也不少，几百万、几千万也是多见的，但有的研究机构拿到国家的项目资金后，一般先是买楼买车，甚至请客吃饭都从科研经费里面出，一笔经费花光了科研还未启动。所以，有人核算对比过，就科研收益率来说，中国是20%，美国是200%，日本是500%。
    王艳春在《大国崛起的兴奋中少了诺贝尔的影子》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有了充足的经费支持，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要想取得科学研究的繁荣和腾飞还必须有完善的科研管理机制，严惩和杜绝学术腐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还有]]> 刘茂华 Wed, 07 Oct 2009 19:38:36 +0800 里约和北京的启示：唯有百分之百的真诚才是最重要的

里约和北京的启示：唯有百分之百的真诚才是最重要的

    这几天最为热门的国际新闻无疑是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的城市举办权。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在2016年夏季奥运会申办之中以66：32的巨大优势胜出，成为第一个把奥运会带到南美大陆的城市。而它击败的城市依次为美国的芝加哥、日本的东京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其中投票选择的过程最为令人难以忘却，也异常有趣：美国的“明星总统”奥巴马亲自参加陈述，芝加哥首轮就被淘汰；马德里连续第二次申办，影响力极大的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参加最后陈述动之以情，依旧没能成功。
    里约有何秘诀最终胜出？按照一般的解释，那当然是他们有政府的强大保障，有民众的热情支持，有体育传统，有正确得当的申办策略，对国际奥委会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也把奥运会来到南美与奥运会来到中国相提并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奥林匹克运动一定要在这样的国家发展。巴西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未来也会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力量。”德弗朗兹虽然并不认同里约是像当年的北京一样的“历史性选择”，但也不得不承认，投票结果显示出大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都认为，奥运会应该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举办了。卢拉真诚地说：“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奥运会只意味着他们又多举办了一次大赛，对于我们，则是无与伦比的机会和对最近以来取得成就的肯定。”而在这背后，是巴西人“对于体育和生活的无限热情”。2009年第二个季度里，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对几个候选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后，对里约交通、治安、住宿等问题的批评声四起，有人说这里的场馆只有五分之一可供奥运会使用，还有人悲观地表示，巴西是第三世界国家，怎能与经济发达的芝加哥、东京和马德里对抗？面对这些，巴西体育部长奥兰多·席尔瓦并没有回避实际问题，而是真诚地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他在2009年9月底会见外国记者时，毫不回避地给出了简短有力的答案：“国际奥委会指出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他们指出什么，我们就解决什么。”
    芝加哥、东京、里约和马德里4个申奥城市两天内先后在国际奥委会委员面前作最后陈述，展示其国家和城市光辉的一面，陈述其人民渴望奥运的热情。前来为各城市助阵的都是总统、国王和首相级的人物。卢拉来了，奥巴马来了，西班牙国王和首相来了，日本首相来了。他们都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言论，且都富有激情。奥巴马的演说虽然充满激情，却过于政治化和程序化。更为重要的是，芝加哥缺乏政府支持，申办并非是由市政府出面，而是由私营的社会团体来承办，美国联邦政府从来就不肯为芝加哥举办奥运会做财政担保。一位来自美国、长时间报道奥林匹克运动的女记者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芝加哥没有对国际奥委会做出应有的经济保证的承诺，当然美国人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向来不怎么样，而今天的陈述又乏善可陈！”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按常理讲，奥巴马夫妇不仅亲临投票现场，还作为代表团成员进行了最后的陈述，但看来效果并不明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奥巴马总统在自己的陈述中，不自觉地使用了带有命令性的口吻，让委员们有了他在任意指挥他人的意思，正是这一点或者反而收到了反效果。”莎翁一个人的魅力和情感为西班牙马德里拉票，他却也无法改变一个现实，他再如何努力，也只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无法带动全西班牙的真诚和热情。一个人的努力，其最终效果当然是有限的。
    相形之下，卢拉的诚意最打动人，而且有强大的政府和最为广泛的民众支持作为后盾。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听完里约热内卢最后陈述之后称赞说，巴西总统卢拉的发言让他深受感动。这位平民出身的总统用其对体育的热爱和简短有力的语言赢得了投票者的心。他一直坚守在现场，直到最后结果出台。而与他相反，美国总统奥巴马仅仅在哥本哈根停留了几个小时就因国内公务繁忙而离场回国。在取得举办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里约奥申委主席努兹曼发言时，坐在他身边的卢拉难掩心中的激动，哭得满面通红，几次掏出手帕擦眼泪。发言的努兹曼不得不几次停下来搂着他的肩膀或者亲吻他的面颊。感人的场面让在场的记者也禁不住流下眼泪。我们能说卢拉是在作秀吗？当然不是，而奥巴马则显然是在作秀。谁胜谁败，就在意料之中。
    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这样总结奥运筹办六年来的收获：“民心因奥运而凝聚，精神为奥运而振奋。”北京奥运会竞赛管理筹备工作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所有２８个大项竞赛主任来自全国各地。所有大项竞赛主任均出自举办国，在奥运会历史上是没有的。他们将通过奥运会，成长为在竞赛管理方面]]> 刘茂华 Sat, 03 Oct 2009 12:11:05 +0800 又见政治的肮脏

又见政治的肮脏

    稍稍有政治见识的人就知道国民党的难处，台湾岛内有民进党不依不饶的追斗和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对外”有北京方面的政治压力。所以，“立法院长”王金平不得不出面解释，达赖访台成行是很单纯的宗教活动，完全不涉及政治。至于两岸关系等政治效应，他表示，不可能完全没有，不过，他相信中国大陆会考量到人道立场，应该多多体谅台湾方面，这个政治效应该可以减到最低的程度。
    有评论说，邀请达赖访台，其实就是蓝绿两个阵营恶斗的结局，最终遭殃的是台湾人民。
    我想起鲁迅在《观斗》中的一些话，用在这里也未尝不可：“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在台湾人最困难的时候，一些人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某一个政党的利益，为了这个利益，政治人物可以不顾及普通民众，甘于进行斗争，并且打着最为崇高的旗帜，比如“为台湾人祈福”。国民党“立委”罗淑蕾指出，如果只是单纯请达赖来台帮灾民祈福，台湾也有很多高僧法师，在国际也享有声誉，现在大家正忙着救灾，为什么要做如此的政治操作？难道嫌台湾麻烦不够多吗？国民党“立委”李鸿钧也说，台湾的宗教有四大山头，宗教领袖在世界也很有多啊，为什么非达赖不可？要帮灾民祈福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不要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否则对死难者又情何以堪？
    我想说的是，喜欢斗争的人其实是政客，因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政治和斗争还需那些特定的人去做的，一个简单的想升官发财的人也做不到。台湾政坛是这样，其他很多地方也如此。一些国家大选的时候，民众所看到的暴露出来的丑恶，也充分暴露了很多政客们的嘴脸。者真正应了那句“哪里有马粪，哪里就会有苍蝇”的话。
    这回我又见到了政治的肮脏。
    ]]> 刘茂华 Thu, 27 Aug 2009 14:51:39 +0800 李白的大旗能扯多久

李白的大旗能扯多久

    国人很擅长扯着他人的名气为自己打气，至于自己是什么角色，他们才懒得理会，当把名人扯出来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某某名人了，别人就会惧他们三分，尊敬他们三分，让他们三分等等。我就见过数不清的这样的人物，前几天在哈尔滨出差就有幸结识了一位。一位应该来说是极有才华的中年男子，他居然通过夫人对着我说，他曾经当着现任国家领导人某某发脾气拍过桌子。我猜测，这可能是中国最牛的扯大旗的例子。只是我没有兴趣听这位夫人的吹拍，更谈不上去相信了，也谈不上害怕了。先前还有几分敬畏这位极具才华的中年男子，现在居然只剩下鄙夷了！
    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扯扯大旗，未尝不可，但倘若专营此道而无真正的立足之本，旗子扯得再大恐怕也是枉然。比如说湖北安陆，我认为，说这地方是李白故里也有几分道理，但如果仅此而已则不足道也。既然说自己是李白故里，那得有个李白的风范，比如至少应该有一些所谓的故居、历史遗迹吧，或者说赶紧恢复修建一些。还应该有李白的诗人气质，这个就比较难了，再难也是要去做的。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地方的政府必须有好的形象，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令要畅通，办事要规范，处事效率要高，政府人员要有亲和力。如果这些都做到了，我觉得把全世界所有名人的故里都安放在这个地方，我也会举双手赞成。但安陆很难获此殊荣，湖北的其他地方也难得到这顶桂冠。我是湖北红安人，在湖北的武汉、宜昌住了近20年。这么说吧，截至2009年6月，我都是在湖北度过的。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样的名言名礼我自然深深懂得。我和家人搬迁到了杭州，现在算是彻底的外地人了，别人都喊我们湖北佬。因举家搬迁，许多事情要办，买房卖房、孩子转学、户口迁移等等，一揽子的事情要一件件去办，也不允许花太多的精力。许多的事情，一旦在湖北办理，麻烦就来了，不是碰不到行政办事人员就是百般刁难（请恕我用这样不雅的词语，但事实就是刁难）。同样的事情在杭州办理，几乎当时就能够解决。一时没有解决的，行政办事人员会主动打电话到家里询问一些问题，然后约定时间过去办理。举个例子吧，我在杭州市公安局为一家人申请入户，一进办证大厅，因第一次光临不知东南西北，正犹豫间，一位服务生过来了，递给我一张类似于银行的“叫号”小票，并客气地引我到休息区休息，告诉我等着叫号就行了，还说如果口渴了可以到饮水处饮水。我当时百般感叹，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公安局，包括湖北境内，面对的都是一些脸孔严肃，把我辈当着犯人一样盯来盯去，一直盯得人全身发麻。办事人员不耐烦的时候会大吼几声，让人心惊肉跳。
    扯着大旗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办事情，改变行政办事作风，树立亲和的地方形象，让每位百姓如沐春风。不然，扯着李白又有何用？否则，即使是扯着上帝或者阎王爷，也没人会理会的。]]> 刘茂华 Wed, 26 Aug 2009 14:29:33 +0800 母子俩的眼泪与温总理的帮忙

母子俩的眼泪与温总理的帮忙

昨晚习惯性地看央视的新闻联播，画面是有关温总理在浙江的考察，我们全家刚搬迁到杭州，初来咋到，自然比常人更关心国家最高领导在本地的诸多新闻。画面的最后温总理要离开了，母子俩不约而同地伸手抹眼泪。从画面上看，好像是温总理和母子俩说了一些话，母子俩很激动的样子——似乎是激动地哭了。因画面没有配相关的文字和声响，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时没有弄明白。
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告诉我，几秒钟的镜头里一定有着不平常的故事。这个谜团在今天早上有了答案，我在网络上读到了母子俩与温总理之间所发生的完整故事：

温总理亲切询问正在商场快餐厅吃饭的尹锐小朋友，他是哪里人，吃的快餐是多少钱。尹锐的妈妈尹翠还回答说，他们是湖北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人，那份她和儿子一起吃的快餐是5元钱。温总理又问她的工作情况，家里有什么困难。尹翠还说，她来温州打工已经6年了，丈夫因患白血病今年7月份去世了，家里现在很困难。儿子尹锐开学就要上小学5年级了，本来在火车站附近上学，现在想转到自己工作的工厂附近，找一所学校就近上学，方便照顾。但是问了厂附近的3所学校，都不同意。眼看到了秋季开学的时候，她正在发愁，没想到今天碰到了温总理，真是太高兴了。尹翠还边说边哭了出来。询问完情况，温总理仔细叮嘱在现场的温州市领导去调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尹锐的转学问题。24日早上，记者得知，尹锐的转学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我继续查阅，这么一则简短的新闻不仅在网络上占据重要的位置，也登上了许多报纸的头版。家里订有一份《钱江晚报》，很遗憾，我在这里只读到了有关温总理考察浙江的时政类报道，关于母子俩与温总理之间的对话只字未提。我很奇怪，晚报以贴近性见长，报道温总理关心浙江的中小企业发展当然也是一种“贴近”，但对于母子俩与温总理的故事一个字也不说，应该是违背常理的。温总理所关心的绝不只是这对母子，互联网随之而来有关这则新闻的评论铺天盖地，激起了广泛的共鸣。中小学的转学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以前根本就不是问题，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速，尽管教育资源越来越充裕，转学难却难倒了无数个中国家庭。问题的结症在哪里，一时间无法说清楚，我也不想在这里说明白。不仅仅是进城的民工有这样的难题，就是许多正儿八经的市民同样为此烦恼不已。比如我，我1991年就是一名中学教师，后来做了7年记者、4年的高校教师，还拥有博士头衔，为杭州市的“人才引进”，在杭州市区购有住宅，全家户口转到这里。请原谅我在这里自不量力地炫耀自己的资历。我同样为女儿从外地转学到杭州历经千辛万苦，往来于女儿应该就读的小学、教育局、我所任教的高校不知道多少回，最终得到老乡和一些好心人的的帮忙才算大功告成。
    本来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却有着极不正常的表现。看来，中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整治，尤其是关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
    看看这对母子的眼泪，你也会热泪盈眶。这是为中国的发展而流泪，也是为了中国的未来流泪。
    我却不喜欢这样的眼泪，我希望看到的是满脸的笑容，为自己，为他人，也为中国！

]]> 刘茂华 Tue, 25 Aug 2009 22:23:52 +0800 由权力政治看西方的新闻真实观

由权力政治看西方的新闻真实观

我国的新闻真实观来源于西方，在许多人看来，西方新闻的真实观更接近于新闻学的原初概念，即新闻的真实源于事件的真相。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并不尽然。

有学者早就指出过：“传播是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不仅在国内如此，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传播对于国际权力政治有十分重要的含义。”^[1]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全世界是一个整体系统，国际社会是个大系统，大众传媒是其中的一个小系统，各系统之间必然会发生频繁的互动。这样一个现实不容忽视，跨国商业性媒体凭借雄厚的资金、高尖端技术在国际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为维护提升自身地位，并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跨国商业性媒体渗透至国家乃至国际间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合谋”，成为国内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在国家对外政治决策过程及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008年中国西藏拉萨事件。3月17日 Sun, 03 Aug 2008 18:16:08 +0800 叙述革命故事的底线

叙述革命故事的底线

    上面那位仁兄的话没有错，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革命家、革命老区的故事早就是昨日的事情，革命历史虽然作为一种事实仍然存在，但人们对它的信仰已经衰落，中国早就步入了后革命时期了。不过，那位仁兄的话也不完全对，革命的信仰虽然发生了偏移，革命历史中的人和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巨大的市场，也还能当饭吃。问题是，我们怎么来讲述那些陈年旧事。
    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革命话语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各个时期，以一种消费性、游戏性的姿态出现。革命历史的沉重性和庄严感没有了，被置换成了一幕幕洋溢着生活气息的人生喜剧，如英雄走下精神圣坛，圣女也疯狂，从而成为一个被现代人消费的情欲符码。如阿庆嫂的故事、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对于革命者世俗性快感的描写，不仅很少受到传统革命禁忌的约束，甚至借现代女性的视角，窥探出革命者迷狂的情欲。审美情趣。郭晓冬、晓剑根据电影改编的《红色娘子军》，其中有一段被人们反复引用的爱情描写，几乎就是赤裸裸的挑逗式描述：“阿牛扯住她(红莲)，不让她走，却顺势拉下了她的裤子，阿牛跪在地上，环手抱住红莲的腰身，把脸伏在她的腰间。红莲又急又羞，连忙挣扎着推开阿牛。阿牛却疯了一般，把红莲扑倒在地，他整个地圈住红莲，把嘴往红莲上乱啃。红莲开始还奋力挣扎，慢慢地她反紧紧抱住阿牛。她哭着，却兴奋得大叫，她不顾一切地剥去阿牛的衣服，反转身来，把阿牛压在身下。本来就疯狂异常的阿牛，让红莲突如其来的举动给镇住了，这不是他认识的红莲，红莲骑在他身上，咬他、掐他，把阿牛弄得异常兴奋”《林海雪原》则融入了言情剧，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被大大地渲染放大，杨子荣竟然陷入了“三角恋”，居然还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连“私生子”也出来了。英雄在今天的文化塑造中少了一些英雄主义，多了匪气、流氓气。许多作家、导演在历史中重新找寻自己的话语场，沉入对“红色经典”的重写和戏说之中。在重写和改编所体现的文化、经济、政治、伦理、市场、消费等因素中，消费主义与商业的逻辑无疑起了主导或统帅的作用。重拍‘红色经典”所以成“风”，改编者抓住了“红色经典”原本被掩盖住的商业价值，抓住人们对于革命的怀旧心理，在消费主义逻辑的驱使下，“红色经典”变成了一种奇异的产物：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经过大众消费文化的巨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结合物，“红色经典”不过是经过巧妙包装的特种大众消费快餐而己。革命历史原有的政治教化功能土崩瓦解。不仅影视剧如此，网上也在流行“红色搞笑”。在国内一些网站论坛、手机彩信上，手握钢枪、保卫神圣领土的战士，喊的却是“严守死防，根除二奶”;捧着红宝书的女红卫兵，说的却是：“好好学习，天天想你”等等。这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讨论，争论主要集中于对红色英雄的改写，即英雄由“政治符码”转向“情欲符码”所带来的轩然大波。
    文学当然不是历史，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然而，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历史没有自己的有效的话语系统，因而，要想进入历史，文学话语是最简捷的一条通道。文学能够以独特的诗学的形式，把那些既在历史之外又在诗学之外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通过话语叙说出来。历史存在是以人的存在，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活动才构成了历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话语才有了进入并言说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样因为如此，它也就具备了在言说历史中合理地虚构与想象的权力。
    对于“红色经典”的改变与文化消费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不同人群对这一现象的不同反应，折射出当代人在历史观念、审美趣味、价值观、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冲突。暂时放下对错的判断，必须看到革命叙事转变的积极意义：其一，在后革命时期，革命故事的叙述或者说革命话语一改过去的教化面孔，]]> 刘茂华 Sun, 03 Aug 2008 18:10:43 +0800 政治激进与学术自由的两难——陈独秀留给我们的课题

政治激进与学术自由的两难——陈独秀留给我们的课题

    身边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久坐书斋潜心学术而又常读报看电视，对于现实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看问题一针见血，爱憎分明，思想激进，恨不得一夜之间让地球翻个身。对于学术研讨和写作，他们往往远离现实，着眼于长远，崇尚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最近在做一篇关于陈独秀的研究论文，通读了一些他的原著，并仔细阅读了后人的相关研究著作，感觉陈独秀就是这种类型的学人。许多学人对于现实与政治一直持秉持激进态度，对于学术研究却一直主张自由，不得有激进的思想和做法，显得非常开明。这种现象不止于少数，以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1917年5月1日的《新青年》（3卷3号），陈独秀在上面说了这么一句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这是陈独秀致胡适信中的一段话，常被人作为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典型例证。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多少有点误读，至少看问题不全面。陈独秀的这句话前后明显是矛盾的，甚至是截然相反，前面说，学术要发达，需要自由讨论，后面却说，白话是文学正宗，不容讨论，这不是前后矛盾又是什么？如果单纯说陈独秀是激进的，当然有失公允。
    如果仅有类似几句话倒还可以理解，陈独秀著作中类似的话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陈独秀在《答爱真》说：“但是到了辨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意在批评某些人讨论问题时不够不够大度，不太注意个人风范，出口伤人，这样的观点当属保守和中庸的，起码不能算是激进。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里，陈独秀又说出了与上面态度相反的话：“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当然是非常激进的态度了。一些学者说，陈独秀是一个性格率真的人，难免说话或者作文有些一些矛盾的地方。鲁迅先生曾形象地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其实不尽然，从思想上看，陈独秀是一个矛盾的人，陈独秀对学术原则是开明的，在他看来，思想革命与学术原则之间存在着差异，思想革命属于政治革命的范畴，其取向与操作方式，自然要符合政治革命的运作规则，从思想的角度说，则主要是个现实的“态度”问题，当然需要激进，否则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这与学术原则中对价值理性的诉求有所区别。
    由陈独秀生发开来，继续阅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期刊以及这时期出版的著作，这种现实“态度”与他们所遵循的学术理念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时期时有出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呼吁理性、宽容的同时，陈独秀这些早期的思想先行者又如此的激进而显得有些“粗暴”，原因到底在哪里？
    陈独秀还有《新青年》等杂志表现出的激进态度常常会引来一些即使对其基本观点表示赞许的读者的质询。翻开《陈独秀书信集》，可以看到，俞颂华在来信中针对陈独秀等反孔教中的极端态度，提出批评和不同的意见：“况孔教非绝无可取之点，先生亦承认之。若并此可取之点，一律删夷，先生其忍之乎？”陈独秀答复：所坚持的孔教“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但不适于现实社会，并且已成了文明改进的“阻力”的基本观点，固然有回答问题时的迂回腾挪的因素，但潜意识里也是努力在历史的价值与现实的价值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可是，在陈独秀的意识层面，这种平衡又仿佛是不存在的。他认为，这是“真理”与“俗见”的关系问题，“一切科学家、哲学家，倘畏难而不肯违反俗见，何以有今日之文明进步？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服从真理乎？抑服从俗见乎？其间固不容有依违之余地，亦无法谋使均衡也。”常乃德（燕生）的信实际上也提出了学术原则的问题，就实质言，与俞颂华是同样的问题。陈独秀的答信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从中可以理解他的现实“态度”。陈独秀说：“据学理以平亭两造，惟当较其是非而下论断，偏倚与否，殊无虑及之理由。若恐学理是非之讨论过明，或激成他种势力之反抗，则吾辈学者尚有何讨论学理之余地乎？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原来，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新派”现实“态度”上的激进甚至“]]> 刘茂华 Sat, 02 Aug 2008 10:11:38 +0800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我从来不相信世间有天堂，这回，我相信了，执著地认定必然存在。否则，人间怎么能承受得了这般的悲痛。有了天堂，我们就知道死难者去了那里，那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没有疼痛，没有恐惧，没有饥寒。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我相信天堂的的存在，因为还有数不清的“人间至爱”在上演。5月14日，救援人员在喂宋欣宜喝牛奶，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3岁女孩在与死神抗争了逾40个钟头从废墟里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人们惊奇她生命力的顽强。随着挖掘的深入，女孩奇迹生还的谜底被揭开：已经故去的年轻父母脸对脸、胳膊搭着胳膊，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个拱形，在地震发生的一瞬双双挡住倒塌下来的沉重墙体，用血肉之躯为自己的孩子构筑了一道生命的围墙。父母之爱，那是舐犊情深，天经地义，是无私的奉献。5月14日，张关蓉在擦拭丈夫谭千秋的遗体，德阳市东汽中学谭千秋老师的遗体被找到时，是“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的。通常灾难来临人会躲入课桌下，双手护头，而谭老师在那一瞬作出如此反应让人惊叹和感动。正是这个特殊的姿势令4名学生在他的身体和课桌的共同护卫下死里逃生。师生之爱，那不仅仅是无私的表现，更是人间的“大勇大爱”。用血肉之躯换来女儿生命的父母，用双手呵护学生的师长，他们当然不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他们一定到了天堂，并非在彼岸的天堂其实也就在这个世界。他们一定会用人间至爱继续呵护这些孩子。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一个又一个成功解救的消息传来。5月14日晚上7点多，在掀开一块块混凝土块之后，一双活动的小脚突然出现在废墟之中，救援队员欣喜若狂，加快了挖土的进度，一岁的男婴被解救出来，还有同时被掩埋的奶奶。5月15日，消防花数小时从废墟中救出一女生。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高二学生曹健强被挖出教学楼废墟时，这时距离他掩埋其中已经有将近76个小时了。救出后的几分钟奇迹出现了：躺在担架上的曹健强向着救援队和围观的人群，面带笑容，挥了挥手。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即使在地动天摇的骇人时刻，在灾区，一个个新的生命顽强地诞生了。当看到地震废墟中诞生的可爱小生命，温总理满脸笑容地轻轻地怀抱着这些可爱的天使，而在此之前，温总理的脸上一直是坚毅、悲痛的神情。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在前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消防官兵，还有白衣天使、志愿者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尽一切努力挽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在后方，国内和港澳台同胞，还有国际友人、组织、外国政府纷纷伸出援手，慷慨解囊。5月14日，苏州市金阊区东冉民工子弟学校开展“情系地震灾民、共同奉献爱心”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活动，全校1300余名师生纷纷捐款奉献爱心。5月15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安顺敬老院的110余名老人自发给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人们还用各种方式为灾区祈福。5月14日晚22点，吉林大学南校区的大学生们自发集合，共同点燃蜡烛，然后摆成心型。在我的身边，虽然远离灾区，这段时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能看到人们关注灾区心系灾区的神情，数不清的人自觉排队捐款捐血，许多市民和大学生在深夜用蜡烛点燃爱心。
    灾难总是会过去的呵！眼泪不会永远陪伴左右，牵着手，看着前面，希望就在身边……]]> 刘茂华 Fri, 16 May 2008 08:50:15 +0800